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最近五、六年在农村调研，有一个感觉就是乡村两级越来越忙了，真正是5+2，白+黑，没日没夜忙。
过去村干部是不脱产的，主要完成上级安排的有限的中心工作，比如取消农业税前的计划生育、收粮派款，再解决农田灌溉和调解民间纠纷。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要村干部收粮派款，村干部也缺少为村民提供生产生活服务的动力。当然，取消农业税时也取消了三提五统和各种面向农民的收费，村集体就是想要为农民做一些公益事业也有心无力。这个时候，乡村干部还有什么用就成为了一大问题。
与取消农业税相配套的乡镇体制改革，合村并组、取消村民小组长、合并乡镇事业单位、减少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似乎是多余的。
当时舆论相当一致的看法是，要是没有乡村干部就好了：国家也不用承担养活那么多干部的责任，农民也不用缴税来养活干部。
不过，很快，取消农业税后，之前依托农业税收取的共同生产费已经取消，农村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建设没有经费投入，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维系成了问题。开始有越来越多自上而下的财政资源投入到农村为农民提供必需公共品。
国家之前向农民收钱很难。现在则发现帮农民建设公共品、给农民分钱也很难，其中难在两处：第一，国家为农民建设公共品，常有农民当钉子户谋利，且一户当成了钉子户，其他农民也学习当钉子户，越多资源向农村投入，就有越多钉子户试图从中谋利。第二，国家向农村投入资源，资源使用效果怎么样?中间有没有寻租?好钢是否用在了刀刃上?几乎可以肯定，资源下乡一定会产生寻租行为，因此，随着资源下乡，国家也就会加强对下乡资源的监管，也就是规范下乡和督查下乡的过程。
国家向农村转移资源是通过条条下来的，各个部委通过设立项目来向下转移资源。每一个向农村转移资源的条条（部委）都要设立部门规范和督查程序，都可以对基层进行检查评估。全国太大，不同地区情况复杂，自上而下的规范到了基层，越是具体明确就越是难以适应基层实际。宽泛的要求又让基层在资源落地时打擦边球。每一个基层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不适宜基层实际或基层在实践中打擦边球违规），都会变成整个部委整改的要求，这些整改就通过中央再传导到基层，基层的感觉就是朝令夕改，也当然就不耐烦，应付了之。
为防止基层应付，部委设计出各种督查办法，采取各种技术手段，尤其是不断强化办事留痕与填表报数据来防止基层的工作敷衍。无论基层工作中的填表是否保证了资源的有效落地，至少部委可以说在资源下乡过程中对基层是提了要求的，基层应付出了问题，就应当由基层来负责。
山西一个镇委书记说，一个县的县直部门中，至少有八十个部门具有对乡村发号施令的权力，这八十个部门都掌握一定资源，都有分管县领导负责，都可以以县委县政府红头文件形式向乡村布置工作。所有这些部门不仅召集会议，布置工作，而且还有对工作的检查，要求乡村填表格报材料，这样一来，基层工作仅是应付上级填表报材料就精疲力竭，哪里还有时间去做真正接触群众的工作?
过去全国只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村干部才是专职的，一方面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有财力为村干部发工资，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二三产业发达，外来农民工众多，专职化的村干部可以为已经城市化的农村社区提供窗口服务。中西部地区则因为既无财力，又缺少村干部专职服务的事项，村干部大都是不脱产的，也是不拿工资而只拿有限务工补贴的。
现在情况却不大一样了，就是随着越来越多国家资源下乡，以及国家督查的下乡，村干部不得不全职投入到应付上级检查的工作中去，他们实际上已经脱产当干部了，这个时候给村干部发工资，村干部变成职业，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现在的问题是，村干部越来越忙，他们主要工作却是在应付上级检查，填表报材料，而几乎没有时间去做群众工作，这种情况与基层工作应当以接触群众为主，做群众工作为主的要求显然有巨大差距。
如何让基层干部从应付上级检查中摆脱出来，真正做当地群众工作，是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的重要问题。


2020年8月19日下